来书云:“佛氏又有‘常提念头’之说,其犹孟子所谓‘必有事’,夫子所谓‘致良知’之说乎?其即‘常惺惺,常记得,常知得,常存得’者乎?于此念头提在之时,而事至物来,应之必有其道。但恐此念头提起时少,放下时多,则功夫间断耳。且念头放失,多因私欲客气之动而始,忽然惊醒而后提,其放而未提之间,心之昏杂多不自觉。今欲日精日明,常提不放,以何道乎?只此常提不放,即全功乎?抑于常提不放之中,更宜加省克之功乎?虽曰常提不放,而不加戒惧克治之功,恐私欲不去;若加戒惧克治之功焉,又为‘思善’之事,而于‘本来面目’又未达一间也。如之何则可?”

戒惧克治即是“常提不放”之功,即是“必有事焉”,岂有两事邪?此节所问,前一段已自说得分晓,末后却是自生迷惑,说得支离,及有“本来面目未达一间”之疑,都是自私自利、将迎意必之为病,去此病,自无此疑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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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


先生曰:“凡朋友问难,纵有浅近粗疏,或露才扬己,皆是病发。当因其病而药之可也,不可便怀鄙薄之心,非君子与人为善之心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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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


黄勉之问:“‘无适也,无莫也,义之与比’,事事要如此否?”

先生曰:“固是事事要如此,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。义即是良知,晓得良知是个头脑,方无执著。且如受人馈送,也有今日当受的,他日不当受的;也有今日不当受的,他日当受的。你若执著了今日当受的,便一切受去;执著了今日不当受的,便一切不受去。便是‘适、莫’,便不是良知的本体。如何唤得做义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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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


门人在座,有动止甚矜持者。

先生曰:“人若矜持太过,终是有弊。”

曰:“矜得太过,如何有弊?”

曰:“人只有许多精神,若专在容貌上用功,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。”

有太直率者。先生曰:“如今讲此学,却外面全不检束,又分心与事为二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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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


问“有所忿鉣”一条。

先生曰:“忿鉣几件,人心怎能无得,只是不可‘有’耳。凡人忿鉣,着了一分意思,便怒得过当,非廓然大公之体了。故有所忿鉣,便不得其正也。如今于凡忿鉣等件,只是个物来顺应,不要着一分意思,便心体廓然大公,得其本体之正了。且如出外见人相斗,其不是的,我心亦怒。然虽怒,却此心廓然,不曾动些子气。如今怒人,亦得如此,方才是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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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


先生尝言:“佛氏不着相,其实着了相;吾儒着相,其实不着相。”

请问。

曰:“佛怕父子累,却逃了父子;怕君臣累,却逃了君臣;怕夫妇累,却逃了夫妇。都是为了个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着了相,便须逃避。如吾儒有个父子,还他以仁;有个君臣,还他以义;有个夫妇,还他以别。何曾着父子、君臣、夫妇的相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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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


先生曰:“吾教人‘致良知’在‘格物’上用功,却是有根本的学问,日长进一日,愈久愈觉精明。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,却是无根本的学问。方其壮时,虽暂能外面修饰,不见有过,老则精神衰迈,终须放倒。譬如无根之树,移栽水边,虽暂时鲜好,终久要憔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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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


问道心、人心。

先生曰:“‘率性之谓道’,便是道心,但着些人的意思在,便是人心。道心本是无声无臭,故曰‘微’;依着人心行去,便有许多不安稳处,故曰‘危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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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


“‘发愤忘食’是圣人之志如此,真无有已时。‘乐以忘忧’是圣人之道如此,真无有戚时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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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


问:“先生尝谓善、恶只是一物。善恶两端,如冰炭相反,如何谓只一物?”

先生曰:“至善者,心之本体。本体上才过当些子,便是恶了。不是有一个善,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。故善、恶只是一物。”

直因闻先生之说,则知程子所谓“善固性也,恶亦不可不谓之性”。

又曰:“善、恶皆天理。谓之恶者,本非恶,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。”其说皆无可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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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(明)